| 兔年春节，在上海美术馆观看了“1949-1999上海照相馆人像摄影艺术展”，见到了久已疏远的、原先在照相馆大橱窗里随处可见的人像艺术照。如今，人人会照相，随时可照相。而在以前，照相是件很隆重的事。那时，一般人家都没有照相机，走进照相馆里拍张照、合个影，一定是有重要的事。照片印证着人生的转折和家庭的和睦，承载着幸福美满或离情别愁。 那年小学毕业，去离家不远的吉祥照相馆拍了登记照。那时师生离别，惟一的礼物就是送张一寸的登记照。学校里新来的教自然课的董老师给我们的印象是博学多才，寒暑假给我们讲很多古今中外的故事。毕业前夕，董老师组织我们自己印照片，节省了好多钱。在暗房中，红灯下，看着一个个熟悉的脸庞在显影水中渐渐显现，心中流溢的是神奇、向往和友情。后来听说，董老师是原先在区教育局被错打成右派后下放到我们学校的。 那时，有名的大照相馆集中在南京路、淮海路上，各式小照相馆则散落在街头巷尾。据史料记载，1955年全市照相业共有453户、从业人员2172人。当时南京东路上的照相馆和照相材料店就有24户，名气很大的有王开、科艺照相馆和冠龙照相材料店。当时“王开”的“门槛”很高，寻常百姓很少进去拍照。类似的高档照相馆还有南京西路上的“中国”“万象”，淮海中路上的“人民”“蝶来”。“科艺”不照相，以冲印放大精致而闻名，当然价格也高出好多。倒是“冠龙”最具“亲和力”，我们那时候进进出出常光顾。 到“冠龙”租相机，买相纸，拷显影、定影药水，是当时年轻人的一种时尚，也是苦涩年代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。当“冠龙”推出出租相机的业务后，最跃跃欲试的莫过于我们这些不满足于上照相馆“任人摆布”、“装腔作势”的年轻人。尽管租金不菲，但十来个同学、四五个青工合租一架相机，分担的费用也能承受。记得出租的相机135胶卷的是上海58II型；120的是海鸥4型，双镜头的，我们称为“方镜”，取景器在上面，很直观，但按动快门时要特别注意，一不小心就照糊了。135胶卷是要在暗袋中打开相机后盖安装的，都是由师傅代为安装的。看到师傅双手在暗袋中运用自如地装着胶卷，真是一种享受。那时胶卷很贵，一卷120的只可照12张，翻上两边的挡片取景成长方形，可照16张。每次照相都要算计着，往往合影的多。这样胶卷是省了，但印费却增加了，要按人加印。后来，我们想自己印照片，动手制作了一个印相机，到“冠龙”买来相纸，拷来药水，用毯子遮挡住窗户光线，用红领巾裹住灯泡，简易的暗房就有了。曝光、显影、定影、清洗，流水作业，情趣无穷。最为纠结的是，清洗不够，相纸上残留着药水就贴到窗玻璃上上光，干后粘着撕不下来，只能“望照兴叹”。 曾经散落在街头巷尾的照相馆如今难寻踪影了，而留存的照片却越发珍贵。诚如摄影展结束语指出的：我们需要抢救、搜集和研究散落在亿万个家庭中的照相馆人像照片，需要对这些照片进行社会学、历史学意义上的解读，需要鼓励当事人或继承人说出照片中的故事。我知道，上海市档案馆这些年正在做这件事，征集和收藏民间的历史照片，使个人的、家庭的记忆转化为集体的、社会的记忆。 |
